湾湾，你了解台湾吗？1957年美国记者是这么看台湾的——《绿色岛屿上的庇难所》

湾湾与大陆没有必要看不起彼此。尽管湾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体制不同，但两个地区的崛起其实有很大的相似性。1957年，记者Frederick Simpich访问了台湾，以白描的方式记录着这片土地。看着Frederick的叙述，我们似曾相识。【本文由我的大学同学王燕超业余时间翻译编辑，原文刊载于《National Geography》1958年3月刊。本文不带政治色彩，用词评价比较中立】

在阳光照耀下，肥沃的潭水峡谷之中，大同山侧的水田波光粼粼。葡萄牙探险家用“福尔摩沙（Formosa）”来冠名宝岛台湾，为“美丽”之意。中国人把这里称为“台湾”【注：英国人把台湾翻译成Terraced Bay（高台处的海湾）】 。蒋介石避暑地就在这张图很近的地方。画面中，梯田陡然下降，仿佛是露天矿上的长椅。农夫在每一寸土地上劳作。台湾大米年产量高达180万吨。妇女们正在水田里插秧，刚刚耕耘的土地正在等待灌溉。绿色梯田中间，种满了大白菜。

台湾的田园生活，从脚泵中喷涌而出。女孩踩下脚泵踏板。竹竿作弹簧，用来复位。竹子用途广泛，还可用作水管。长袖、头巾和竹叶编织的帽子，保护她免遭烈日灼伤。

台湾是中国的要塞，距离红色中国不足100英里。台湾面积大于美国马里兰州，是弧形太平洋防线的要塞；冲绳位于其东北365英里处；吕宋岛在其南部225英里处。早在三个世纪之前，渴望领土的中国人就已在台湾居住。

台北双十节，国民党的阅兵式。台湾被视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岛上维系着一支60万人的现代化军队。美国没有在岛上驻军，但提供武器、战舰、飞机和军事顾问。双十节，是庆祝1911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成立的节日。

蒸气浴中的F-84“雷电”喷气式战斗轰炸机：台湾的空军飞行员正在操作美制飞机。

中华民国海军与美国第七舰队的战舰、飞机，在战略要地——台湾海峡上巡逻。一艘中华民国的驱逐舰上，船员正将一发40 mm 高射机关炮炮弹装入弹匣。

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中，抹着迷彩涂料的海军突击小组驾驶橡胶快艇。

我们站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注视着水田里的禾苗以及穿着卡其布短袖衫的农夫，他们正在驱赶水牛缓慢地耕作。

“在这里”，我的中国朋友说，“我们要修建自己的知识和娱乐中心。”

这里是高雄港的南部郊区，二战中，曾饱受美国飞机的轰炸。如今，这座城市成为宝岛台湾西化的符号，努力实现自力更生。

“那儿，在水牛旁边，你将会看到新建的图书馆。”

• 年轻人游一天泳只要1美分
  

我的同伴转过身来，面向一个巨大而孤独的建筑，耸立在闪闪发光的稻田上。

“那个建筑”，他指着在热带骄阳暴晒下的水泥墙，说道：“是我们的游泳馆，按奥林匹克标准修建。男孩们可以在那里游泳锻炼，费用极其便宜，对你而言，只相当于1美分而已。”

每每抵达台湾，我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西式创新。人们向我骄傲的讲述着不断增加的糖产量；工程师谈论着遍及宝岛的公路规划；我参观过一家炼化厂，正着手为台湾的喷气式战斗机供给燃油。

• 两百万人要来吃饭
  

估计有200万人来台湾“赴宴”——跟着蒋介石，从中国大陆撤离的反共人士——他们与台湾数百万的原住民共同开发台湾的农田和森林，志在自给自足。

台湾岛形如烟叶，长240英里，面向亚洲大陆，西部平原跨越全岛。背靠太平洋，灰色的悬崖峭壁，海拔3000米有余。从陡峭的大同山公园远眺，北边是首都——台北市，台湾美景尽收眼底。眺望山麓，1500英尺之下是大面积的梯田。在茶树和香茅之中，零星分布农舍，红砖黑瓦，在阳光照耀下闪烁，也许有人正在为儿子祈祷，也许是祈求丰收。

台湾一半人口从事农业，我和妻子拜访了一家农户，一群扑扇翅膀嘎嘎叫唤的鸭子，向我们走来。它们躲闪着一个圆脸男孩，后者正兴高采烈的驱赶着鸭群，洋溢着朴实而富足的神态。

在台北地区，身着短袖衫，头戴草帽的工人在为机车引擎运送燃煤。煤炭是台湾唯一的矿产；年产量约为250万吨。轨道交通是岛上居民引以为豪的创举，修建于日据时期。二战中，铁路线饱受轰炸，损毁严重；今天，全新的铁轨和钢桥，承载着崭新的铁路车辆。

• 除了动物园，马匹稀少

我们发现，在台湾的家养牲畜中，家禽最为常见；马匹极为罕见，孩子们只能在台北动物园，才能看到一对大马。

我们从正中央的大门走进院落，看见一头圈养的猪，地面被夯实平整，是20多个年轻人的操场。台湾农民家族观念极强，儿子结婚后，会在家旁修建新房与新娘居住。这户人家是四世同堂。

家长是一位70多岁，腰板挺直的长者，穿着衬衫和棉质短裤，带着我们穿过客厅进入卧室。木台铺着垫子，背对着抹好灰泥的砖墙。

每间屋子都炫耀似的装着从天花板上垂下的电灯；与半个世纪日据时期终结时相比，发电量业已翻番。厨房里正在煲汤：燃烧的甘蔗叶以及不断闪烁的火苗。

“我们在沏茶，”通过翻译，族长把茶杯递给我们，以茶待客是东方礼仪。担心卫生问题，我们婉拒了他的好意。老人略显急促的向我们保障，沏茶的热水是烧开的。

房屋中央，在佛像和道家神仙塑像中间，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牌位，一如岛上绝大多数居民。族谱记录了自中国福建先辈的事迹，是300年来向台湾大规模移民的源头。

我们告别时，微弱灯光照耀着神龛，主人停住脚步，指着一辆珍贵自行车，那是鉴证祖先光辉岁月的纪念！

通常农户们只有不足3英亩的土地。自西部平原，直至在峡谷中筚路蓝缕开垦的梯田，台湾的大米年产量高达180万吨，白糖97万吨。种植集约程度颇高，往往糖料作物与红薯间作套种。某些地区，每年同一块土地会收割3 – 4 次。尽管如此，对耕地的渴求如此强烈，甚至一些城市林荫大道也栽种下绿叶蔬菜。我甚至在铁轨旁的花园里，也看到过庄稼作物。

台湾岛上的东西之争

台湾农夫融合了新旧传统——硫酸铵与农家肥，拾粪杆和美国生产的卡车。稻田里，他们戴着尖顶帽和纤维制成雨衣。在家里，他们穿着西服招待我们。

田地劳作十分辛苦。我们询问一位农夫，他正操作着脚踏开关控制的水稻脱壳机。据说，这项工作异常耗费体力，在收割时节最繁忙的日子里，他和家人一天必须吃五顿饭，才能补充体力。

小户农家大都没有拖拉机，提供动力的只有水牛。需要“挂挡”时，农夫会拉紧缰绳，或拧动牛尾。

尽管条件艰苦，台湾人仍然成功实现粮食自给，甚至有余力出口糖料和大米。据台湾国立大学博士Shen Kung-peh 称，“台湾几乎每户家庭每天都能吃到少量肉食，也许是牛肚或六七只鸭翅，但在中国大陆，鲜有家庭能达到同等水平。”

这就是东方对富足的标准！

战后，大量信贷投入到粮食生产，成立联合委员会负责新农村建设。大陆解放之前，这家中美合作机构，遵循中美两国政府的共识成立，如今仍在台湾运行。

“我们的合作很深入，”美国委员 William H. Fippin 告诉我，“五位委员中有三名中国人。我们教授农民如何使用越来越多的化肥。当地化肥生产已经起步，约三分之一的材料可以在岛上获得。政府进口其余材料。”

稻农在地里施肥：为保证一年两熟以及冬季种植蔬菜，每年台湾人会消耗65万吨化学品。

化肥厂的氨合成塔耸立在台北盆地上

二战前，台湾的化肥全部来自进口，现在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这家工厂，计划1957年中竣工，年产氮肥9.5万吨。

地势低洼处，无论淡水或咸水资源，都极其丰富。我听说，在这座勤劳的小岛上，人民甚至饲养野生鱼类。

“耕耘鱼类，类似玉米或小麦”T.P. Chen 说，“首先，池塘需要排水、清洗并施肥。春天‘播种’；冬季收获，多为遮目鱼、鲤鱼和吴郭鱼等，运送到鱼市销售，饲料由米糠或大豆和花生饼组成。

“优良的鲤鱼品种”，陈先生说，“并不能随处喂养。日本和台湾必须去中国大陆寻找鱼苗。去年，我们从香港带回来1千万尾鲤鱼鱼苗。”

台湾很容易养殖吴郭鱼。我听说，雄鱼用口孵卵。繁殖孵化季节过后，一旦小鱼遇到危险，会匆忙躲进“爸爸”的大嘴里避难。这些生长迅速的口孵鱼，其肉质饱含蛋白质，不仅供给台湾，还能出口至遥远的海地、泰国和以色列。这种鱼类不耐低温，冬季，台湾渔民将吴郭鱼转移到温暖的鱼塘，通过鱼塘底部注入热水，提高水温。在宜兰北部的礁溪，常年不断的温泉可以用来维持鱼塘温度。

台北厨师制作的美食，可以就地用餐，也可打包回家。大排档服务便捷，学生们可以在街边的桌子上用餐。城市人力的士，——三轮车夫也是稳定客户群。

母亲背上包裹的婴儿，小脚丫露在外面。台湾家庭鲜有冰箱；每天清晨，家庭主妇都会去菜市场购买食材。除了活鱼和咸鱼外，这些帆布下的商贩还销售大葱和其他蔬菜。

上午，客人们扎堆在台北的街道购物。台湾人口：估计有1千万，超过了澳洲人口总数，而后者的面积是台湾的200多倍。台北商店以价格昂贵的进口商品为豪。食物供给充沛，而且价格低廉。上午是买卖最兴隆的时段。晚上11:00 前，街道会被清场。拾荒者穿梭于人群之中。流动商贩沿街叫卖：鱼蛋汤、拷红薯和新鲜的芦笋。头顶上悬挂着新中国电影公司发行的电影广告。少数是本土电影；多数来自美国、香港和日本，配有中文字幕的美国电影最受市场欢迎。

由于岛上涌入大量人口而且人口出生率高，为此，甚至森林也需要开发利用。

“本土柏树生长过于缓慢，”美国林业顾问 Paul J. Zehngraff 解释。“我们栽培了成熟期约40年的杉树。”

我与他谈及在暖风轻拂的西海岸看到的植被。

“在那里，风沙堆积的沙丘不断侵蚀耕地，”他说，“我们引入澳洲木麻黄来防止沙化。防沙植物还可用作柴禾，特别有利于燃料匮乏的地区。”

Zehngraff 先生抱怨着原住民。几个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人移居台湾，大约有15万原住民退居至森林茂密的高山之中。“一旦他们在山里发现一头鹿或一只野猪，立即点燃大火，将猎物从荆棘丛中驱赶出来，而这往往会引发山林大火。”

我看过用火狩猎留下的痕迹以及类似活动，整个岛屿的原住民在山侧引燃大火，开垦荒地。这种原始的刀耕火种，砍伐地面上的树木等枯根朽茎后，再用火焚烧，然后耕作，直至土地肥力耗尽。

据岛上的官员称，“很难说服他们购买并使用化肥。原住民认为‘刀耕火种，易地耕作’既便宜，又简单。”

大多数从大陆撤来人们居住在城市，远离农村。我询问台北市长高玉树，首都究竟有多大。

“去年9月，普查结果显示，人口多达70万，”他说，“但现在…..”

“谁能知道呢？”市长耸耸肩，“人口每天都在增加。”

大量人口涌入，使得台湾唯一充足的资源就是人力；所以，我问及失业率。

“你不懂，”市长说。“我们不存在你所谓的失业问题。没有饥肠辘辘的人，也没有乞丐。每人都能找到事情做。我们的问题是就业不足。”

“什么意思？”我追问道，“所有难民机构都向我述说过他们在寻找就业机会时，困难重重。”

“确实如此。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会引导人们自助自救，类似的，同乡甚至同省人也会相互帮助。”【显然原文中，作者对高玉树的回答并不满意】

• 倒卖电影票的“黄牛”
  

“可是，没有亲朋好友的人们该怎么办呢？”我问。

“他们有几个选择，”市长说，“比如，他们可以租一辆三轮车，人力车夫每天能挣10元，甚至更多，大约相当于35美分。或者他们可以在街边支个小摊，帮农民销售水果、蔬菜。或者，他可以当‘黄牛’，倒卖电影票：清早买票，存到晚上再销售出去，从而获利。”

我们还谈及其他。我很好奇，为什么台北的城市规划方方正正，而其他东方城市街道狭窄、杂乱无章。

“也不全如此，”市长铺开地图。“这里是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居住区。但这里，”他指着城市东区，说，“街道宽阔，方方正正，是日本人规划给自己的地盘。”

• 坡屋
  

“我们希望改变一切。我参加过纽约市长大会；参观过波多黎各的廉价房项目，考察过欧洲众多城市，并与他们的城市规划者交谈。根据自己的见闻，我想复制里斯本的模式，重建新城，吸引城市贫民移居那里。”

为理解市长的首要难题，我计划拜访工人家庭。印刷工人Li Teh-sui，是一名熟练的排版工人，令我印象深刻。

李的家是一间小窝棚，向街道略微凸出，扩建后形成一个坡屋。我走进所谓的底楼，——用作厨房、浴室和洗衣房。脱掉鞋子，爬上几个台阶，踏着铺有垫子的地板。对面的墙上没有窗户，靠墙放着衣橱、缝纫机和一张高低床。一个挂历和裂了钟表，挂在墙上用作装饰。

除了盛满自来水的水缸之外，没有其他储水的地方。印刷工人和他的妻子，四个孩子以及岳母一起居住在100 平方英尺的封闭空间里。

我还拜访过其他家庭，包括三轮车夫和警察的家。他们的情况略好，家里有简单的管道，空间略大一些。我真心祝福市长能实现自己的规划。

还有大量其他类型的建筑：学校、工厂、消防站和兵营。但是，对于普通工薪阶层而言，新家遥不可及，即使可以贷款，利息也无法承担。通常，月利率高达4%！

• 霓虹灯下的台北之夜
  

夜晚，在城市中漫步，好比查看它的手相。晚饭后，走在台北街头，城市散发着巨大活力。红色汉字的广告，在霓虹灯下若隐若现；东方特有的灯笼在各式各样的商铺前闪耀。很难发现商品的缺陷，陈列有柯达胶卷、转笔刀、食物、自行车胎、烟草以及五金用品等。百货大楼里商品繁多，琳琅满目：有保温瓶和毛线、鞋子和照相机等。

唱片店的扬声机大声播放着美国流行歌曲。台湾人录好美国歌曲，再转录至唱片中，按60美分的价格销售。美国人留下的高保真唱片，被放在显著位置展出。杂志摊摆放着各种本地小报和画刊，封面大多庸俗不堪。商业区几乎所有街道都有钢笔店。人们对钢笔的渴望，一如珠宝，视其为成功的标志。街旁的食品店和饭店，为台湾民众提供中式特色的鸭子、香肠、扇贝、果汁、牛肚、鱼蛋、猪脑、牛蛙、大虾、猪肉、蘑菇和猪肝。

但是，富足之下掩藏着匮乏。我听说很多商品需凭证供应。有一家百货的商品主要来自难民。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羊毛衫、相机、茶具和镜子大都掩藏了产地。虽然精心修饰，但这家商店还是充满着当铺的味道。

蜂拥至台湾城乡之中的人们，被当地人视为外省人。那些在日据时期，甚至更早移居至此的人们，自称为“台湾人”，以此区别于“自由中国政府”的官员、军人和难民。

Wang Ta-hsing 先生在台湾城市居住，条件优越，非常敏感。他在20岁出头，尚未完全成年时，就早早结婚生子。因为无力买房，只能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他懂日语和台湾方言；光复台湾后，他甚至学会了国语，——官方汉语。王先生是打字员，服务于美国机构，英语流利。

服兵役期，月薪只有一美元

与很多台湾人一样，王先生渴望着去美国。但他清楚，机会渺茫，——无论是挣钱机会，或者兑换美元，或者直接获得美元，包括获得签证，概率甚至低于太空旅行。

所以，王先生沉迷于对美国的幻想之中：欣赏美国电影，收听美国军队的电台广播。他熟悉 Esther Williams 和 Jack Benny，如同普通美国人一样。

我最后一次看到王先生，是在他应召入伍的前一个晚上，成为蒋公60万军队的预备役士兵，台湾预备役大约有7万人。他需要服兵役18个月，月薪仅有1美元。

身为跟着蒋政府来到台湾的中国人代表，Fred C. Wong 博士是军械专家，市政府官员阶层的典型，从日本人手里重获台湾之后，他一直勤勉的工作。由于常年订阅《National Geography》，他对我的照顾，热情而周到。我们在高雄附近的旅馆见面，那里来参观宝岛南方的海外顾问很多。

我们谈论起，从农业社会工业化的诸多困难。在一家国有化肥厂，扩建后每天能生产硫酸铵200吨，Wong 博士指着旁边一个小工厂，日产氨气5吨，说“这里有太多事情需要处理；我还得继续留下来。”

第三组台湾人避难者，亨利M.Siu，加州伯克利大学1932年毕业生，共产党接收广州大学时，他是工学教授。亨利及其家人在香港难民营里呆了四年半之久，学会了“如何靠卖花生为生，而且学会欣赏这种生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