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天馬茶房》看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

陳鵬升

 

編按：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將於二月二十八日舉辦「二二八事件六十五週年紀念之夜」，上午10:00有「黃絲帶憶想先賢」活動，下午6:00放映電影《天馬茶房》，8:00舉辦師生意見交流，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主任陳登武教授和本人致詞。地點在臺大前研究圖書館（現圖書資訊學系館）附近草地；備有帳篷，下雨照常舉行。歡迎參加！活動網址：http://ntusparks.org/228_65th-memorial/

陳登武教授長年來關心影像史學，並實際從事這方面的教學。為配合學生會活動，本部落格邀請陳教授為我們介紹這部電影，因而得知陳教授的公子陳鵬升同學已有現成文章〈從電影《天馬茶房》看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這篇論文雖為中學生所寫，但在歷史學者和歷史老師的指導下，內容豐富詳盡，相信有助於讀者了解該部電影和史事之間的「虛／實」關連，特轉載於此。

                                                                                                       周婉窈謹誌

                                                                                                         2012/02/25

本文原刊於「中學生網站」，網址：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11/11/2011111010081955.pdf 

電影《天馬茶房》海報。（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提供）

一、前言

二二八事件對戰後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非常深遠，但相關電影的產出卻相對很少。迄今為止，最著名而且最受矚目的，仍然是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林正盛執導的《天馬茶房》，則是另一部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重要電影。《悲情城市》曾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是臺灣首部在國際影展獲得大獎的電影，因而受到高度重視。事實上，《天馬茶房》也曾獲得角逐西元2000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當年也是甚受好評的電影。《悲情城市》設定以一個家族的興衰和一群左翼知識分子的命運，呈現二二八事件的發展，更像是菁英式觀點（甚至帶點左派觀點）的二二八事件；《天馬茶房》則以一個劇團的命運和一對男女的愛情，緩緩道出臺灣人的命運，更像是庶民觀點的二二八事件。

天馬茶房是臺灣日治時期末年，位於臺北市大稻埕太平町，由詹天馬所創設的著名咖啡廳。原址為臺北市太平町三丁目一，現址為臺北市南京西路189號之南京雙子星大樓，臺北法主公廟正對面。

「茶房」是日語中的「漢語」，意思等同於「咖啡館」。 詹天馬 先生是日治時期著名的辯士，「辯士」是當時的電影解說員，經常負責默劇或者日語劇的解說或翻譯工作。他還曾經為電影公司譜寫〈桃花泣血記〉，成為第一首臺語流行歌曲。[1]詹天馬先生因為從事藝文活動，因而他所經營的咖啡館成為許多藝文人士與進步青年聚會的場所。即便是在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以後，天馬茶房依然是臺北知識文人活動的重要場所。茶房門口有寡婦 林江邁 女士擺設攤子，販賣香菸。這也是最後爆發「二二八事件」的第一現場。電影以此為題，一望即知就是要探討二二八事件。但事實上，整部電影並未真正觸及二二八事件本身，而是透過一個劇團在戰前戰後的遭遇，緩緩帶出臺灣人的命運以及二二八事件的「原因」。這篇短文選擇以《天馬茶房》為題，就是要透過對這部電影的文本分析，探討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並且借用「影視史學」的概念，說明電影與歷史的聯繫。

二、「影視史學」與電影分析

「影視史學」一詞，最早在1988 年，美國史家懷特Hayden White在《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首創「Historiophoty」，當時他的定義是：「以視覺的影像和影片的論述，傳達歷史及我們對於歷史的見解」，並認為：「影視史學能夠再現某些歷史氛圍，或者紀錄當下人們的語言、動作、活動，述說與回憶。從某個角度來說，影視史學可以補足書寫史學的歷史再現。」[2]周樑楷教授擴充解釋：「指凡任何圖像符號，不論是靜態的或動態的圖像、符號，傳達人們對於過去事實的認知。」[3]

周樑楷是最早將「影視史學」引進華語世界的歷史學者。他致力於建構「影視史學」的學科意義與理論基礎，並且促使「影視史學」在臺灣逐漸成為一門受到學界重視的歷史學新領域。筆者則主張「影視史學」就是將「影像」視為文本，並進行分析的一種歷史學方法。[4]

問題在於「電影影像」也許存在著許多「虛構」的層面？應該如何理解與分析？美國歷史家羅伯特‧羅森史東（Robert A. Rosenstone）說：「在銀幕之中，歷史為了真實必須虛構。」[5]這句話提醒我們面對「影像」的解讀，確實需要態度謹慎小心，「虛構」有時反而是為了呈現「真實」。 周樑楷 教授則提出「虛中實」、「實中虛」與「實中實」的分析架構，解決影像中「虛構」與「真實」的爭議，確實相當具有參考價值。「虛中實」，正是要探討被「虛構」的影視情節中，也許有許多「歷史真相」需要解讀與重視，例如「海角七號」，情節顯然是「虛構」的，但所呈現的「日治後期」歷史，也可能存在需要進一步分析的「事實」。「實中虛」，就是號稱「真實歷史」的電影，往往也存在著許多「不實」的「虛構」情節。許多號稱「正說」的電視劇，或許可為代表。至於「實中實」，就是在人們都已經知道的「真實」歷史事件中，如何真正做到「真實歷史」的再現。這應該就是《賽德克‧巴萊》所要面對最大的挑戰。[6]

本文也希望借用影視史學所提示的概念，對電影《天馬茶房》進行分析。

三、二二八事件的原因

二二八事件原因錯綜複雜，學界有許多精闢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者 陳儀深 教授，曾經簡明扼要地歸納整理出二二八事件的幾個重要原因，包括：（一）政治歧視；（二）政治腐敗；（三）經濟困難；（四）社會問題；（五）文化差距等五大面向，加以申述討論。[7]以下僅就與電影《天馬茶房》所呈現二二八事件原因較有連結的部分進行簡要討論。

1947年《中國生活》「臺灣事件號外」書影。

 

首先是貪污事件層出不窮。

陳儀等政府官員來臺不久，即有一幅諷刺時政的漫畫：一隻喪家之犬（日本人）垂頭喪氣地走出去；一隻肥笨的豬大搖大擺地走進來，用「狗去豬來」來形容當時政權交替的情形。[8]事實上，當時來臺接收的官員互相爭權奪利，接收變成「劫收」，因有所謂「五子登科」（金子、車子、房子、位子、女子）之諷。曾經參與民族抗日運動的陳逢源說：「臺灣光復時大家都很歡喜，但接收後則大家都很失望，接收之官員貪污，很多臺胞都說接收為『劫收』。」[9]

臺灣光復一年後的1946年10月26日，《民報》以〈祖國的懷抱〉為題發表的社論沉痛地說：「光復當初，臺胞們的熱烈興奮，也是因為待望祖國的懷抱，而情不自禁所致的。老實說：重新相逢的祖國，使我們失望的很，祖國政治文化的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憤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

1946年夏天南京政府派劉文島率清察團來臺檢察官吏貪污情形，受理案件多達兩百多起，可見其嚴重情形。

其次是軍警不守紀律，作威作福。

軍警人員不守紀律，任意開槍；又有征服者的特權心態，搭車也不購車票，給人民留下惡劣印象。奉調來臺的第七十軍（軍長陳孔達）軍紀敗壞。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回憶說：

廿五日接收前，我便裝到臺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這些兵於 十月十五日 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當時臺胞普遍都騎腳踏車，譬如到郵局辦事，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裡，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人看，騎了就走，……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裡沒人，跑進去就拿東西。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10]

軍人作家張拓蕪在〈我走過那一段歲月——二二八事件的回憶〉稱七十軍為「賊仔兵」，他說：「自從這個中央軍進駐以後，雞籠鴨簍以及腳踏車甚麼的，便時常無故失蹤。」[11]美國籍的記者Jack Berdin說：

但他們（按：指臺灣人民）的喜悅於一夜之間就消散了。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是被解放而是被征服了——被文明比自己還低的人所征服了……蔣介石的士兵們向商店拿了東西不給錢，夜間在路上搶奪市民錢財，而且殺人滅口。[12]

更令人民不滿的是：軍警任意開槍，造成事端。下列是《民報》於1946年2月間所做的幾條報導：

左營海軍軍人曾槍殺當地民眾一事未平又以槍威脅郭區長（2日）

我是接收委員要什麼票竟以手槍威脅驗票員（9日）

高雄市碑子頭市場國軍白晝搶魚商卓乞食現款六百元（10日）

高雄國軍一群聚睹於倉庫因被 陳 夫人勸止竟毆打苓雅寮區長 陳 夫人（10日）

為爭鹿港機場接收物品存單彭上尉大鬧彰化市（11日）

巡警以手槍威脅商人（12日）

福州出身警官特務長穿制服堂堂打劫（16日）

當時的省參議員，也是醫學博士的韓石泉說：「光復後使余感覺驚異者，隨身攜槍之士兵警員特多，因此時肇事端。如臺南市編餘士兵與警員衝突、新營鎮民眾與警員衝突、員林鎮法警與警員衝突、甚至夫妻口角亦拔槍示威，此實為惹起二二八事件之導火線。」[13]

第三是經濟上的困難。經濟上的問題，最先浮上臺面的是物價上漲。

行政長官公署透過專賣局和貿易局兩大機構，壟斷並獨占臺灣經濟資源，甚至控制物價，故意抬高臺灣本土產品的價格，以減少市面的消費量，卻因供給面的減少而造成物價的飆漲，使臺灣的米糖上漲近52倍。當時島內流行一首傳唱的民謠：「臺灣光復真吃虧，餓死同胞一大堆；物價一日一日貴，阿山一日一日肥」。[14]反應升斗小民對時局的感受和體會。

 

葉大仙（葉宏甲）漫畫〈錢追不及物〉，《新新》雜誌第4、5號（1946年5月）。

 

接著是出現「米荒」問題。當時「救濟總署臺灣分署」從美國運來的肥料（至1947年底共122000噸），都被長官公署納為己有，再與農民交換米穀，運回中國大陸，臺米大量流失，導至臺灣開始鬧米荒。[15]商人囤積居奇是造成米糧短缺的另一個原因。1947年2月12日《人民導報》第三版載「高雄饑民僵斃路上令人慘不忍賭」；2月18日《和平日報》第三版載「花蓮一戶人家無米為炊全家自縊」，這些都是過去所沒有的現象。1947年2月初，臺北出現一份臺灣民眾〈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的傳單，內容大意說：

半月來本省米價乘風狂漲，由十二、三、四元一斤，突跳至三十元大關。民食所繫，響及我無產界，生活頓受威脅而起恐慌。本省為產米巨區，全省所產米量，不僅全臺消費有餘，且可輸出外地，絕非糧荒之因，純乃各地奸商巨賈、地主囤戶操縱之故……本團為生活之驅使，為全臺民眾之生活爭鬥，決定三日後，率導民眾實行搶米運動，並制裁囤集魁酋……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日 。[16]

2月13日，臺北市有千餘民眾聚集在萬華龍山寺遊行示威，要求公署及市政府嚴禁囤積、查緝走私、輸暢米源、平抑糧價，[17]以解決解決米荒問題。這個時間點距離二二八，其實差不多就兩個星期。可見，即使不要有查緝私煙所引發的導火線，二二八事件依然很可能會發生。[18]

四、《天馬茶房》文本分析

《天馬茶房》是新銳導演林正盛相當受矚目的作品；它先後參加坎城影展、多倫多影展、釜山影展、夏威夷影展、亞太影展、法國南特影展、挪威影展；2000年甚至曾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雖鎩羽而歸，但作為臺灣第一部角逐奧斯卡外語片的代表作，它仍然受到各界高度肯定。

《天馬茶房》正是當年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緝煙血案」的第一現場，電影以此為名，內容當然與二二八事件有關。不過，整部電影其實不談二二八，只講到二二七，但卻句句在談二二八。嚴格講，電影在鋪陳二二八事件的背景，並將事件的縱線拉長到日治時代，同時藉以對照兩個時代臺灣人民在外來政權統治下的悲哀與無奈。

電影從1930年代臺北一齣以私奔為主題的新劇「閹雞」的轟動演出拉開序幕，這齣戲碼曾轟動一時，但卻遭到日本禁演的命運；時序隨即進入1940年代的臺北大稻埕，當年的男主角「天馬師」所領導的劇團和一批熱情的劇團新秀，在「天馬茶房」內密謀再度演出曾造成空前爆滿的「閹雞」。電影從這裡次第展開。

如果借用「影視史學」理論中的「虛中實」概念，本部電影可以說存在著許多「虛構的」情節。但在「虛構」之中，卻又隱藏著諸多「歷史事實」。例如：影片中的劇團，確實曾經在日治時期上演過「閹雞」的舞臺劇；但舞臺劇的內容卻完全與「私奔」的男女愛情主題無關。電影已經加以改編，並賦予新的意涵。例如說：導演有意透過一對青年男女追求愛情的戲碼，呈現臺灣人的無奈，並藉以暗喻悲劇性的二二八事件。

又例如：二二七當天晚上，在案發現場被擊斃的是路人陳文溪，並不是一位進步青年進勇君，這顯然也是「虛構」。但這個男主角的死亡，卻有著更深刻的「寓言」，可以作為將二二八事件進行勾連的預示（下文另有分析）。

總之，許多人可以從「史實」的角度，挑剔這部電影可能存在的問題。但卻可能錯過理解這部電影所蘊含更值得重視的歷史元素的機會。

《天馬茶房》主要是三條主軸：一條是從戰前戰後殖民政權文化政策所體現的粗暴政治干預，述說新劇劇團面臨的無奈和悲哀處境；另一條主軸是劇團重要女演員暖玉和留日回臺的青年阿進（進勇君）之間的戀愛，和他們追求「青春夢」、「戀愛夢」、「自由夢」所遭遇的困境，最後卻被捲入時代浪潮中而悲劇收場；再一部分則是庶民階層面對政權交替，體會的時代動盪與不安，及對治安不好、軍紀敗壞的切身體會，並時而發出不平之鳴，充分刻畫庶民的悲情命運。透過這三條主軸，交織成大時代的一齣動人心魄的故事。

一個歷史的悲劇，林正盛卻使用了詼諧且帶幽默的手法處理，這也正是他一貫的特色。因為這樣，所以當我們欣賞這齣電影時，很容易被導演製造出來的「笑果」感染，而經常覺得好笑。

這是一部讓人看了覺得「笑中有淚」的電影。

日治時代末期，日本推動皇民化運動，原來報紙上仍保留的一部分漢語書寫也取消；同時嚴格禁演所有本土語言演出的戲劇。一群新劇成員，則聚集在天馬茶房內偷偷討論演出新劇的相關問題，甚至偷偷演出日本政府禁演的戲劇。在正式演出時，還讓工作人員站在門口「把風」，如果日本巡佐來了，就立即通報內臺。舞臺上的背景隨即從「臺中公園」變成「富士山」；表演者立刻從以「臺語」演出，變成「日語」歌謠。鏡頭帶到巡佐的表情，滿意、微笑、點頭，在在顯示一個統治者只允許表演者演出他允許的表演內容的態度；同時襯托出臺灣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生存之道。觀影者往往因而露出「笑聲」，殊不知其中夾雜著臺灣人悲哀的歷史處境。

為了避免日本政府的注目，團員在天馬茶房門口的地上畫上敵國英美的國旗，任由來往客人踐踏，是為「忠貞圖」，以表達效忠日本天皇，這同樣是臺灣人民在高壓政權統治下所培養出來的「陽奉陰違」的生存法則。

新劇劇團多次演出的戲碼叫「閹雞」。電影中的舞臺劇「閹雞」與歷史上真實的舞臺劇「閹雞」略有出入；甚至後來乾脆改名為「咕咕雞」。電影的「閹雞」說的是一對男女追求自由戀愛，最後私奔的故事；不過，該劇演出每每受到政權的干預，幾無一次成功順利，也因如此，劇團成員非常期待新政府的到來，能夠有新的氣息。

戰後臺灣人民在一片喜悅聲中，迎接祖國的到來；劇團成員也繪製國旗巨幅看板歡迎祖國；但由於對祖國不瞭解，甚至連國旗都畫反了。劇團在歡欣鼓舞的氣氛中，迎接光復的喜悅，但新政府更粗暴的文化政策，很快地讓劇團成員失望。他們要求所有的表演要以國語為主，即使有人說需要一點學習國語的時間，也遭到嚴厲的責備。另一方面也要求戲的內容需要「愛國」，正是傳統國民黨意識型態的無限上綱。所以劇中 詹天馬 先生引述羅曼羅蘭的話說：「愛國是惡棍最後的庇護所」。（劇中惡棍改為流氓）

「灑麵煮麵，穩當妥當」（臺語，其實就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十分詼諧地展現臺灣和中國之間語言隔閡的問題。「三民主義隨在人」（臺語），形容剛開始臺灣人民對「民主時代」來臨的期待和希望。有人把這句話理解成「民主」；但實際上他的含意早已變成軍警紀律敗壞、作威作福的代名詞。誤以為真的是「三民主義隨在人」的商人（如海龍王），也想趁米糖不足，將造成物價上漲的機會，囤積米糧，結果差點惹來牢獄之災。導演也一度透過來臺軍人（鈕承澤飾）和他的長輩的對話，暗喻政府官員私運米糧；這就直接諷刺當時政府執法的雙重標準「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軍紀的敗壞，還表現在來臺軍人以「征服者自居」，認為他們解救臺灣同胞，臺灣人民應心存感激，造成人民期待的落差。此外，經常出現在街頭的追打和動輒拔槍相向等，都令人民感受到軍紀的敗壞。

以上無論是經濟上的或者軍紀上的亂象，凡此均可與上文提到二二八發生原因的「經濟困難」相呼應。都顯示導演有意將這部電影定位在「二二八事件」原因呈現的意圖。

吳鴻麒死亡診斷書，病名是「銃創症」（槍傷症），死因是「變死」（意外死亡）。這是他的夫人楊毛治（毛下有四點火）女士在從南港橋下運回丈夫屍體後，費一番周章取得的。這張診斷書仍然使用日本統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的用紙。輯自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文物展示圖集》(1998)，頁83。

五、「進勇君」的死亡寓言

林強所扮演的「進勇君」（電影中常稱他為「阿進」）角色，是另一個理解這個電影的關鍵人物。阿進最後的死，應該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看。首先，二二八是個悲劇，電影的結局當然不可能皆大歡喜；其次，電影中的戲中戲「閹雞」（或說「咕咕雞」）的「私奔」戲碼，沒有一次是成功的，更何況在那樣高壓統治的亂世中，即使是卑微的追求「青春夢」、「自由夢」、「戀愛夢」，竟也變成那樣地遙不可即，當然更不可能成功；第三是阿進的角色所隱含的民族主義式的危機。

阿進曾經去過日本、到過中國；從中國回來的他，對於渴望多認識中國的臺灣知識分子而言，無疑地成為臺灣知識青年試圖多瞭解中國的窗口（特別是在那個禁止接觸任何中國訊息的日治時代），所以當他和劇團的老同學「有西」見面時，有西就迫不急待地請他說說中國，甚至後來有西會很神秘地告訴團長：「他剛從中國回來，有帶一點東西回來，我們來看看。」但是，相對於臺灣知識菁英渴望瞭解陌生的中國，許多日治時代的菁英嚮往祖國，當他們親眼目睹祖國後，大多感到失望，甚至不少人的「祖國夢」就從此破碎了。阿進對中國大概就類似這樣的反應。所以他會回答有西：「中國哪有什麼好說的。」

後來在一場來臺中國軍人和原日本政府時代的巡佐發生衝突時，阿進被適時地安排「介入」調停。在這場衝突之前，阿進原本和女朋友暖玉在一個房間內訴說著他的前任日本女友。其中他曾提到：「有一天，我看到她在房間內插一面小小的日本國旗時，我才突然間發現：『她是日本人，日本是她的祖國』。」這句話一方面可以理解為日治時代臺日之間是有民族差異的裂痕，甚至基本上因為歧視而不被鼓勵互相通婚。但另一方面，這句話也預示著：「那我的祖國呢？」特別是對「中國」失望的青年，當然會疑惑「祖國在哪裡？」接著鏡頭轉到他介入了那場衝突。中國軍人（鈕承澤飾）拔槍對著阿進：「你們好大的膽子，竟然趕包庇日本人。」（暗指「漢奸」）阿進告訴他：「日本人就不是人啊！」鈕回答：「日本人不是人，他們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從大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說，阿進這一次就應該被槍殺，而最後他也終於成為中國軍人（鈕）宣洩他民族仇恨的冤魂。

這一幕或許也預言將來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二十一師抵臺對臺灣「肆行報復」[19]所進行的屠殺的一個伏筆。因為仇視日本，但日本卻已經被「以德報怨」。找不到日本人復仇的中國人，看到穿著和語言都極像日本人的臺灣人，很自然地就殺紅了眼。二二八事件發展至3月8日，蔣介石派遣二十一師來臺展開屠殺。根據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引述二十一師來臺副官處長何聘儒回憶說：

「 三月八日 午前，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時，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腳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部隊登陸後，即派一個營佔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速向臺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一樣，到處亂咬。」[20]

這是當時一位高級軍官的回憶。對照電影中「阿進」的死亡，不正是為這樣的歷史悲劇預留了伏筆？

六、結語

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社會造成深遠影響，相關論述已經非常多。本文僅僅就電影《天馬茶房》對於二二八事件原因的呈現，加以探討。隨著近幾年來，「影視史學」在臺灣逐漸受到學術界重視以來，透過「影像」解讀「歷史」成為一個可以依循的途徑。本文藉著「影視史學」之「虛中實」理論，分析《天馬茶房》中的各個面向，從中解讀導演的意圖與歷史再現的手法。整體而言，導演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原因顯然有很深刻的體會；對於二二八前後臺灣歷史發展的軌跡，顯然也相當清楚；「阿進」的角色，更凸顯導演用心所在。

無論如何，《天馬茶房》透過一個劇團的命運，以及一對男女愛情的發展，呈現二二八事件的悲劇性，讓人有機會再一次反省二二八事件，總可看出導演用心所在；同時應該也是一部非常可以善用的「影視教材」。

作者附記：由於父親陳登武教授提供資料並分享看法，以及林舒婷老師費心指導，這篇文章才能夠完成，在此致上我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