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關中國統治模式的展開及其影響,對臺灣社會意義重大。二二八事件中展演了中國統治模式的幾項特徵,如特務控制、派系鬥爭、權謀算計,我們尚可追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政治運作方式移植進入臺灣嗎?
文:陳翠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上海市因為警務當局嚴格取締攤販,拘捕小販七、八百人,而爆發群眾抗議騷亂事件。在騷動中,諸多商店被毀、全市歇業、交通阻斷,動亂延續四十八小時之久。據保守估計直接參加此次動亂之群眾人數約在五萬人左右,間接受騷亂影響者約在一百萬人左右,而同情關懷騷亂者至少在三百萬人以上。
此一上海民變與一九四七年臺灣二二八事件有極其類似之處:兩者的背景都是因戰後經濟蕭條、失業問題嚴重;兩者的導火線都是因為取締攤販,引起不滿,爆發大規模的民眾抗議行動;事發之初地方黨政當局也將之視為「異黨陰謀」。上海攤販騷亂事件的規模遠遠在臺灣事件之上,但因市長吳國楨全力制止軍警以武力對付群眾,上海民變不但未擴大、並且平安收場。
但臺灣事件則沒有這麼幸運,統治當局認為臺灣人受日本統治五十年,沾染「奴化毒素」;「新附之民」必須以威臨之,方能震懾,因此以武裝軍隊展開屠殺,臺灣社會付出慘痛代價。
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所開展的全球化網路,把臺灣拉進世界史的範疇。此一邊陲島嶼雖然具有獨特的歷史,但並非遺世獨立,強權政治、國際關係的變化,直接牽動島嶼與人民的命運。十九世紀末,因為東亞政治勢力變動、日本帝國的崛起,臺灣成為殖民地、並隨著帝國領主的國際競爭企圖而展開現代化歷程。二十世紀中葉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國際強權勢力消長,東亞秩序重編,再度左右島嶼的歸趨。本書即是從戰後遠東秩序重編及中國政治文化移植的角度探討二二八事件。
一、戰後美中體制與臺灣
過去將戰後不久臺灣所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僅視為國府統治失敗引發的衝突。此一觀點太過局限,無法說明戰後臺灣處境、臺灣社會與新統治政權的關係,以及衝突處理之合理控管等問題,有必要放在更寬廣的時代脈絡下進行觀察。
戰爭時期美國原本打算武力奪取臺灣,也曾規劃軍事占領臺灣,並進行準備工作,訓練了兩千名軍政人員。但因戰略需求選擇與中國合作,在開羅會議允諾歸還臺灣,加上二戰末期西太平洋作戰計畫改變,為避免美軍付出過多成本,最終決定由中國部隊軍事占領臺灣。
戰後,美國在重構遠東秩序的考量下,決定支持一個「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取代日本在亞洲的地位。美方選擇與國民黨中國攜手,並協助運送國府軍隊往華北集結、提供軍事物資、經濟貸款等,同時合作占領臺灣。為了去除日本在亞洲的影響力,以美國為首的盟軍總部訂定遣送日俘優先、日人財產充作賠償等對日處置原則,國府當局全力配合執行,美中兩國協力體制形成。
儘管美中合作,但國府當局對臺灣主權另有盤算,在軍事占領過程中一步步偷渡主權主張,並宣稱軍事占領臺灣後即擁有事實主權。對此,美國雖不贊同,但為顧及雙方合作關係與中國政府的面子,並不堅持己見,模糊以對。
美中協力體制嚴重衝擊臺灣主權與臺灣人處境。在此一體制下,戰前為日本國民的臺灣人,戰後身分地位曖昧不明,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國人,有時被視為日本人、有時被視為中國人。在中國各地,臺灣人被當作日本人一般進入集中營管理、私人財產被接收侵占;但日本人被列入盟軍遣返的優先順位中,臺灣人卻返鄉之途遙遙無期。美國認為和平條約尚未訂定,臺灣人仍是日本國民,澀谷事件中應受日本法律管轄;但中國政府視臺灣人為中國人,適用《懲治漢奸條例》,清算他們在日治時期對祖國的政治忠誠,臺灣人受到多重法律的制約。戰後地位不明、處境艱難,臺灣人無論在身分、認同、精神、物質各方面都遭遇極大痛苦。
美中體制下,美軍聯絡組、戰略情報局(OSS)小組、臺北領事館等美方人員,直接見證了陳儀政府在臺灣缺乏效能、貪汙腐敗的失敗統治,並且預言短期內就會發生暴動。但是,美方並未採取任何補救措施,漠視臺灣人的痛苦與不滿,任令情勢惡化,直到二二八事件爆發。
美國身為遠東秩序的指導者、將臺灣交給中國占領統治的主導國,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原本具有重要的發言地位,但因選擇國民黨中國做為戰後遠東新秩序的合作夥伴,所以仍支持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事件過程中,儘管中國政府高層官員擔心國際介入干涉,實際上美方並未對中國軍事占領下的臺灣民變採取任何積極作為。
包括臺北領事館、南京大使館、美國國務院都在二二八事件過程中力持中立、不干涉的態度,僅僅提供書面備忘錄建議蔣介石注意,時任國務院副國務卿的艾契遜甚至在回覆國會議員關切時表示:「(臺灣)主權轉移雖然尚未正式完成,但中國事實控制(de facto control)臺灣,是眾所承認的事。美國政府沒有立場就中國當局在臺灣動亂之鎮壓作為提出正式抗議。」等於是默許中國政府在臺灣的暴行。
事件中,處理委員會曾向臺北領事館求援,希望美國代為向國際發聲,企圖尋求國際社會正視臺灣人民處境、仗義聲援,顯然是對國際現實政治過度期望。
直到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情勢翻轉,國民黨政府氣數將盡,美國打算與共產黨中國接觸,美中體制一度出現鬆動,臺灣政策有所變化,有關臺灣託管等方案開始被討論。由此一過程可知,在美國所構築的遠東秩序架構中,相較於主要利益所在的中、日等大國,臺灣是整體架構的最底層、臺灣人利益是政策考量的最末端。
二、中國統治模式與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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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奧運迎來性別平等的延伸思考:血友病的運動平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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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巴黎奧運舉辦在即,為響應性別平權,透過調整比賽項目達成有史以來首次男女選手數量完全相同的性別平等,也展現了世界對於「平等」的追求與重視。然而對於血友病族群,雖然在現今的醫療下幾乎可達到與一般人無異的正常生活,但整體環境而言仍對於血友病有迷思與誤解,而無法實現運動平等。關鍵議題研究中心(TNL Research)於2024年2月進行抽樣調查,了解台灣民眾對血友病的既有認知,並期待透過提升正確的認知與理解才能達成運動平等。
血友病病友因先天凝血功能異常,容易造成自發性出血的情形,所以親友或旁人常出於擔心,而限制病友從事各項活動或運動,出於善意的保護卻可能在無形中剝奪了血友病病友運動平等的權利。每年的4月17日為世界血友病日,台灣武田藥廠響應今年血友病聯盟提出的主軸 “Equitable access for All:Recognizing all bleeding disorders”,期望全民可以更加認識血友病、一起為友善血友病運動平等的環境努力。
為了了解台灣民眾對血友病的疾病認知,關鍵議題研究中心(TNL Research)於2024年2月23日至2月29日,針對417名年齡介於16歲到60歲的民眾進行問卷抽樣,其中男性占202位;女性則有215位,發現仍有半數的受試者對於血友病的認知不甚充足或存在著迷思。
逼近六成民眾誤認病友僅能從事低強度運動
觀察發現,多數民眾對於血友病病友運動一事仍存有疑慮,針對病友能否從事運動的問卷分析報告指出,62.8%民眾知曉「患者可透過專業人員評估,來調整或提高自己適合的運動強度」,亦有40.8%民眾具備「病友接受穩定治療且經醫療團隊許可後,也能跟正常人一樣從事許多活動」的正確觀念。
比較可惜的是,58%民眾還是有著「血友病病友停留在只能散步或健走等低強度運動」的刻板印象,另外也有16.5%民眾覺得「患者應避免運動來降低受傷風險」,應證民眾仍可能因為過度擔心、保護,從而影響血友病病友從事活動及運動的權利。
血友病沒有碰不得!正確認知才能讓血友病運動環境更平等
綜合上述調查數據顯示,還是有不少民眾對血友病有著錯誤迷思。目前預防性治療已是國際認可的血友病照護準則,相較於傳統的需求性治療,病友對於日常活動及運動的意願已大幅提升許多,但大眾對於血友病運動環境友善程度仍有待加強。
也曾有病友分享自己在成長的經歷中,因出血常進出醫院,承受許多異樣眼光,使自己變得較為悲觀、內向,不知道如何與其他同儕相處;即便是醫療如此進步的現在,也有小病友分享因為學校師長的擔心,上體育課時都會被提醒可能會受傷,在旁邊休息就好。但運動對於血友病病友不僅是權利也是照顧自己的責任,適當的運動可以提升肌肉耐力來保護關節,進而降低發生出血的機率。
規律預防治療更安心 近一半民眾願與病友參與運動
即使民眾對於血友病病友存在部分錯誤迷思,但針對與「與病友一同運動這件事」,我們發現有48.9%民眾「願意與經過醫療人員評估且獲得許可後的血友病友,共同參與運動」、43.2%民眾表示「雖然會有點擔心,但仍不排斥一起參與運動」;僅7.9%民眾的態度較為保守,這也顯示出台灣多元共融的社會風氣,仍願意在病友經過適當的評估下,尊重他們運動也確保每個人都有公平享受運動快樂的權利,相信只要協助大眾對血友病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妥善溝通,病友們的需求都能獲得友善的尊重及同理。
打造令病友安心、盡情揮灑汗水的運動環境
對於運動不知道怎麼開始?世界血友病聯盟依照運動風險將各項運動進行分級,病友可在展開運動前先諮詢醫療專業人員,選擇符合自己身體狀況的運動。依據世界血友病聯盟的建議,病友較適合從事「非接觸型運動」,如:游泳、慢跑、羽球、桌球、高爾夫球、自行車等…,運動前的凝血因子預防性注射、運動暖身以及使用護具都是可以保護病友們安全享受運動的方式。
台灣武田藥廠於血友病治療領域深耕多年,期待能幫助病友在穩定的治療下建立自信心,鼓勵病友勇敢嘗試各項運動,使病友提升日常自我照護的能力、進而提高整體生活品質,讓「動態」活動不再是禁地,讓病友看到自己能擁有更多可能性,享受運動所帶來的挑戰與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