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嚴震生】教廷東進政策下 台梵邦交淪犧牲品？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教廷的東進政策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就是與無神論及共產國家取得和解，以照顧到當地的天主教會及其信徒。教廷採取這項政策被視為對共產政權統治下，天主教會快速式微的一個務實回應，是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後，教廷外交的核心。

在冷戰結束後，東歐及前蘇聯垮台，東進政策就成為教廷對中國大陸外交的主軸。東進政策的本質，就是作出妥協或讓步，同時不對當地政權做出批判，以換取外交的接觸，並透過與當地信徒的互動，維持天主教會的團結。

教廷內當然還是有鷹派的主張，認為在中國大陸沒有宗教自由，打壓忠於羅馬的天主教徒情況下，教廷若與其妥協，不僅有愧於那些殉道者及為守住信仰而遭迫害的信徒，更是對加害的共產政權破壞人權的背書。

然而，如果統計數字可靠，中國大陸約有一千萬天主教徒，其中四成左右不屬於愛國教會，教宗當然很想同時照顧到地下教會及愛國教會的信徒，因此亟欲和北京政府改善關係，希望能夠複製過去的東進政策，以達到牧養群羊的目的。

不過，北京對於和梵蒂岡建交有兩個基本的條件，第一個就是他必須斷絕和台灣的邦交關係，另一個就是教廷不能干涉中國大陸的內部事務。相較於中華民國其它的邦交關係，台梵外交有幾個特殊的現象。

首先，梵蒂岡並不是一般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或國家（state），它是一個沒有人民的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也不是聯合國的正式成員。其次，梵蒂岡從未獲得台灣的經貿援助，也未曾在國際場合發表任何支持台灣加入或參與國際組織。最後，梵蒂岡一直希望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因此它派駐在台灣的外交官層級，早已由原先的大使降為代辦。

我們南鄰的菲律賓是一個天主教國家，教宗保祿六世、若望保祿二世、及方濟各都曾來此造訪，然而即使與中華民國有邦交，教宗也從未順道來台灣作牧靈訪問。如果台灣的天主教徒比例像韓國一樣超過百分之十（台灣約百分之一），或許還會獲得梵蒂岡的關注，方濟各就曾在二○一四年出訪韓國，主持多場彌撒。基於這些因素，教廷從來沒有認為與台北的邦誼會是它與北京發展外交關係的阻礙，因為梵蒂岡很願意將大使館遷到北京。

中梵建交的障礙，就是中方的第二個條件，教廷不得干涉中國內政。由於中國共產黨基本上就是無神論的信徒，對有組織的宗教相當敵視，但也不可能完全禁止一般百姓的宗教信仰，在建政後一方面將外國的宣教士及修士神父等趕出，包括被北京驅逐出境後才在一九五二年來到台灣、但原先一直想留在中國大陸的首任教廷駐華大使總主教黎培里（Antonio Riberi），另一方面則是成立了自養、自治、及自傳的三自教會，由政府直接控制神職人員的任命，天主教的三自教會還成立了天主教愛國會。對梵蒂岡這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而言，各地的總主教及樞機主教等都是由教廷直接任命，這是不可讓渡的權力，但北京堅持自治的原則，豈能允許教宗插手它視為內政的宗教事務？

過去梵蒂岡為了改善與越南的關係，發展出一個任命主教的「越南模式」，就是由教廷提出三位人選，讓河內政府從中挑一位任命。越南與中國大陸相當類似，執政的都是相信無神論的共產政權，對天主教會領導核心的梵蒂岡存有戒心。在「越南模式」建立的二十年中，包括前任總理阮晉勇、前國家主席阮明哲、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前國會主席阮生雄、及現任國家主席陳大光等，都曾在過去十年中出訪梵蒂岡，甚至還蒙教宗接見。

然而，至今為止，雙方還沒有建立正式的邦交關係，難道教宗不在意五、六百萬的當地天主教徒嗎？在沒有「台灣因素」的情況下，梵越關係即使有了「越南模式」，但雙方歧見仍然存在。基於此，即使教廷並不在意和台北的外交關係，也不見得會與北京立刻建交。

此外，若是梵蒂岡要與中共建交，也必須讓那些過去忠於教宗而遭迫害甚至殉道的天主教徒平反，或是要求讓地下教會能夠被正式接受。對一個自信滿滿的中共政權，要遞出橄欖枝並不容易，允許充分的宗教自由更是難上加難。若是梵蒂岡在這些議題上也都妥協，就完全失去了道德高度。無論未來發展如何，我們都必須認識到一點，就是台灣對維持與梵蒂岡外交關係方面，既沒有主導權，也很難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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